自中国在联合国投下反对票和台湾公投受挫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包括我在内的无数 LBGT+ 运动支持者、参与者，或是组织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运动是否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困境？而未来又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或许我们应该后退一步，审视这条我们从一开始选择的道路。
我们所追求的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 1943 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事实上，自 1992 年公安部明确表态同性恋合法，1997 年新刑法中删除 “流氓罪” 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 LGBT+ 群体的生理需求已经得到了保障。在 2018 年 11 月 6 日于日内瓦召开的中国 UPR 第三轮审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正面回答了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LGBT+ 权益的相关问题：
1、我国一贯尊重 LGBT+ 群体的健康权，并给予其平等的社会保障；
2、保护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权利；
3、在目前阶段，我国不给予 LGBT+ 群体与同性缔结婚姻的权利并非因为歧视；
4、这一政策是由我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决定的。
从官方的角度看，LGBT+ 群体的 “Safety” 已经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就享受和其他人一样的安全性。
因为在中国，并没有保护双性恋、同性恋和跨性别者免受歧视和仇恨罪行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今年上半年发生的 北京 798 冲突事件 中，暴力反同者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就是一个证明。事件发生后国内媒体的噤声和政府的不作为，无不从反面警告着 LGBT+ 群体：我们并不安全。
所以，和许多大众的认识并不一样，当下中国的 LGBT+ 平权运动的首要目的并不是追求群体的归属感或是其他人的认同 —— 我们要的，是平等享受保护的权利。
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伴侣的选择作为社会关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它能得到应有的保障。
热情和动机
马洛斯需求只能体现 LGBT+ 整个群体在发展中的必然走向。但是 LGBT+ 运动的参与者在投身与社会活动或者一些公益组织的工作时，直接驱动他们的仅仅是一腔热血吗？个体的参与其中的目的，和整个活动发展的目的真正的相同吗？
驱动力
在不了解其中真正的驱动力时，运动的参与者总是无私而伟大的：用自己的生活的不稳定和艰辛换取整个 LGBT+ 群体未来的可能光明。
但这份热情的回报却是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在中国。在长期没有得到成就感的情况下，它会被很快地消耗殆尽。显然，还有其他的东西在驱使更多的人参加 ：LGBT+ 运动。
根本需求
当我们摊开来讲我们真正的驱动力，终究会发现，核心的驱动力依然是个体对资源的获取。这份工作带给了工作者获取自己想要的资源的机会，这是基本的等价交换原则。
再讲得通俗一点，这些活动 / 组织很多带有强烈的内部社交性质。在 LGBT+ 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通常给个体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 归属感，甚至有进一步成长至革命友谊的潜质。
当然，抱着对于对 LGBT+ 群体整体的发展，做出一些积极贡献这种初衷的活动参与者，也是真的存在的，只是他们的动机纯粹度很容易被质疑。
这份质疑不断扩大之时，将从个人层面上升至群体层面，对 LGBT+ 运动之动机展开辩论。
动机不纯
很多人的印象中，LGBT+ 游行代表着奇装异服、裸露，和性暗示的意味。这个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因为现实中的 LGBT+ 运动呼吁的不仅仅是平权，西方越来越多学者及关注同志运动的人，也纷纷指出一点，就是各国的同志 “平权” 运动实质上是透过政权和立法，来将一套性解放观念加在当地文化上。
性解放
性解放是 LGBT+ 议题中逃避不开的话题，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政治音素、宗教因素掺杂其中之后。这也是 LGBT+ 平权区别于历史上黑人平权的重要原因之一。黑人运动中，白人是施暴者，黑人处于绝对的弱势；而在 LGBT+ 平权的推进中，LGBT+ 个体本身并不都是绝对弱势的。相反，不少人意识到，同志运动基本上是由西方富有的白人推动，正在中东、非洲、南美、东南亚较贫穷及弱势的国家移风易俗，改变他们历世历代对家庭、男女的观念，以及把不认同的人冠以歧视等种种罪名，而最终牺牲的，总是处于最弱势的人，不论是妇女、儿童、或贫穷国家。
而在中国，LGBT+ 平权的推动中，遭受最大冲击的就是平权认识和性解放认识的不对等：中国人赞同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更好的法制国家，但在这个共产主义清教徒式的性压抑社会，性仍是最大的禁忌之一。
我们的社会对性有一种特别的伦理道德规划，让性本然地包含一些禁忌：性行为是羞耻的、不可谈论的、其内涵是不可描述的。社会依此要求将性从公共生活中隐匿起来。
但是性的确存在着，而解读它的话语权被牢牢掌握在异性恋手中。
异性恋霸权
在这样的社会中，异性恋霸权的的确确存在着，阻碍着性解放的进行，同时阻碍着 LGBT+ 群体平权的进行。我指的异性恋霸权，是一种不成文的社会手段，它将异性恋形塑成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文化霸权的内涵因此包括了一套价值观、统治系统，包括上述的性禁忌与相应的道德教条，这些禁忌和道德教条以社会的各环节－－法律、公家单位、媒体、学校、家庭、教会、符号标语等－－作为支点，对所有人造成影响力，当对于其中一些人因为这影响力被迫得到生活空间的限缩、主体性的侵犯、生存意志的摧毁时，压迫就发生了。更多时候，压迫的层次超过精神，直接影响着 LGBT+ 平权的历程。这种霸权难以改变，因为这是我们社会的固有价值观。
固有价值观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传宗接代” 的观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 LGBT+ 全体要给自己争取权利时，不仅公开了 “性” 这一隐秘的话题，还挑战着传统中国人信奉着的固有价值观。在这套价值观里，生育是婚姻关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甚至超越了婚姻关系本身。
LGBT+ 打破了这一固有的规律，使得这套价值体系中对婚姻的解释不再生效。无法解释导致的后果就是无理由反对。毕竟在面临异类时，重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的成本，远远高于直接排斥异类。
对立和认可
这么说来，LGBT+ 运动可以概括成：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极力彰显自己和异性恋者的不同，将自己推到固有价值观的对立面来获得关注，最后反过来期望主流社会接纳和支持我们。
听上去十分荒谬，但这是唯一的方法。LGBT+ 的平权必将是一场持久战。
世界的态度
全世界大约有12个国家对同性恋处以死刑，此外，还有73个国家将同性恋视为犯罪。
同性恋平权，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对变性人群的认可在全球范围内激增，使得西方以外的国家恼怒，并使 LGBT+ 群体的权益的政治化发展到了空前的程度。
西方国家将 LGBT+ 平权视为进步的象征，而部分地区将这一进步视为西方恶意的文化侵略。LGBT+ 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已经到了空前的程度，甚至演变为长期的势利角逐。
如果要带来改变，西方国家可能会面临着促进新殖民主义和政治恐同发展的风险。同样的，没有西方的资源和经济支持，进行性权利斗争也可能旷日持久且成效缓慢。但只有联合起来斗争才会取得进步，生命才能得到保全。然而这样的斗争需要从根本上重建西方社会对于性别和性取向的认知，因此谁也说不准斗争何时会成功，甚至是否能够成功。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压力下，大众和政府的夹缝中，谋求自己应得的基本权利。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抛开所有的外在因素，实际上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能得到他人的承认和社会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