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号，崔永元先生公布了自费 100 万元拍摄的赴美考察转基因纪录片，片长 68 分钟 28 秒。我们先可以回顾一下它。
现在是 2018年11月。时隔四年多，这部纪录片里提出的观点还有多少可挖掘的价值？我将从头开始分析一下视频的主要内容，希望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
为了方便部分读者阅读，先把结论复制到前面，
和崔永元的结语一样，我要强调，这只是一部调查纪实。这次调查从一个反对转基因者的角度出发，未免有一些不够公正，或者完全客观的地方。总是发生在有机超市的采访，疑似被剪辑的讲座，以及有时出错的翻译都不够公正客观。
所以，它不是一部科普宣传片。它反映的是美国不同身份、不同级别、不同知识水平的人对转基因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众和中国民众一样，对 GMO 不甚了解，或者保持二元论的观点；美国农民对转基因的理解也停留在表面，仍有相当多的人不顾成本地坚守自己有机种植的情怀；政府官员以及科学工作者，在一些基本事实上仍存在分歧，但是在访谈的最后，他们依旧对转基因的未来提出了相对积极和正面的期许。
这个视频中大部分的，可能的事实错误，我都拿出了相对权威的资料进行了一些并非完美的纠正；大部分的翻译问题也提出了修正建议。希望读者以及这部纪录片的观众在阅读 / 观看的时候都保持相对客观和清醒的头脑，合理地审视其中列举的事实和每一个人的观点。
崔永元在 GMO 之争中，并非完全的 “客观”，或者说 “第三方”。他本人曾经运营过一个有机食品销售网站，或许这与他反转基因的坚定态度有关。
崔永元先生于 2013年12月8日到 18日前往美国洛杉矶，圣地亚哥，芝加哥，斯普林菲尔德，西雅图和戴维斯做调查。
在视频开头，他首先采访了洛杉矶 co-op 超市奶制品区的工作人员，“你这里卖过转基因大豆嘛？”，随后得到了 工作人员否定的回答。
我在谷歌上搜索了这家位于洛杉矶的 co-op 超市，发现它的全称是 “CO, OPPORTUNITY NATURAL FOODS”。也就是说，这家超市本来就只售卖 natural food，一开头的采访几乎没有意义。
他又采访了美国大使馆农业部工作人员让他找的 Dr. Martina Newell McGloughlin。这位教授从事 biotech 相关，对 GMO 有一定研究。
教授在采访的一开头就表示，旧有的转基因技术 “isn’t perfectly safe or fine, even for scientists themselves ”，而新技术在转入特定基因方面更加成熟。 所以就像任何技术一样，转基因会逐渐发展成熟。
而崔永元的问话是，“关于 GMO 食品，在科学家内部是否有争论？因为我们在中国听到的是，没有争论，凡是去争论的都是不懂，或者说都是白痴。”
这位教授尴尬地笑了一下，表示 “会审阅同行文章或者本身就在做研究的科学家，大多数认为新技术哪怕不更安全，至少也是同等安全的。极少数反对者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在我看来，尽管崔永元努力引导教授的话，但是在这次采访中，崔永元并没有得到关于 GMO 对人体不利的消息。
随后，他去访问了西华盛顿大学的退休教授 Nancy Swanson。我在一个反转基因的网站 GMOFreeWashington 上找到了这位教授的资料。
Dr. Nancy Swanson graduated fro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with a B.S. degree in physics and math in 1986.
She received her Ph.D. in physics from The Florida State Univ. She then worked as a staff scienti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Upon returning to Washington, Nancy taught physics at WWU. She holds five U.S. patents. She is the author of over
30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nd two books on women in science. She is currently retired and grows flowers.
这位教授的专业是物理。纪录片的介绍回避了这个问题，转而宣称 “她是美国海军的科学家，拥有五个专利，擅长通过数据统计，进行结论分析。”崔永元称，采访她是为了反驳上面的，反转基因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这一段采访，教授分析了草甘膦（glyphosate），和疾病发病率的相关联系。
当被询问到草甘膦和人疾病的对应关系时，教授回应，“I’ve been hearing about the horrible increasing of all kinds of disease in our country. ” 随后她列举了一些疾病，包括 ADHD，自闭症，阿兹海默症，糖尿病和肾病。她认为，
这里切换镜头到一个买菜的女士，问她知不知道 GMO food。女士表示她不吃，因为听说了很多疾病与它有关。这里应该是为了展示普通民众对 GMO 的了解，主要是敬而远之。
镜头回到教授的住所。教授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国家癌症研究所等地的流行病学数据库绘制了几张疾病发病率的图表，X轴是年份，Y轴是百分比。红线是流行病发病率，蓝线是草甘膦用量，剩下两条是转基因玉米大豆种植率。 她使用相关系数来显示这些曲线的契合度，这些东西的系数都达到了 0.9 以上，“而 1 就是完美相关了。”她列举了两种疾病的发病率与草甘膦或者 GMO 种植率的相关系数。脂蛋白代谢紊乱（Lipoprotein metabolism disorder）和草甘膦使用率的相关系数是 0.9775， 中风（stroke）和 GMO 相关系数是 0.982。通常，相关系数达到 0.7 就会被认为是极高。这方面的详细说明，可以阅读 Swanson 的论文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glyphosate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Google Scholar 的数据表明，这篇论文的被引量已经达到了 74 次。
随后画面又来到一家超市，崔永元采访了一位购物的大妈，“你怎么看待转基因食品呢？”她表示，”It’s horrible. It’s sort of like nuclear power to me.” 因为花粉不受控制，经过转基因的花粉会落到未经转基因处理的植物上，就极其危险，并且 “already out of control”。
镜头又切回 Swanson 教授。她拿出一张新的图标，努力说明肥胖症 （obesity）死亡率和草甘膦的相关系数是 0.97，并且提到了 MIT 的 Anthony Samsel 和 Staphanie Seneff 的论文。根据这篇论文，草甘膦会阻碍 CYP 酶的功能，而后者如果受到干扰则会影响胆汁的分泌，从而导致脂肪不能分解，引起肥胖问题。Swanson 又指出，糖尿病 （diabetes）的发病率与 GMO 和草甘膦呈强正相关：与 GMO 的相关系数是 0.976，与草甘膦的相关系数是 0.9664。
Swanson 教授的采访结束。我们认可她提供的观点没有逻辑上或者事实上的问题，草甘膦在这些研究中的确表现出了对人体机能的一些毁坏。然而，草甘膦和 GMO 作物的推广并没有之间的联系，它只是一种被用于 GMO 作物的除草剂，它对人体存在潜在威胁不代表 GMO 作物本身存在某些危害。
以下内容来自 维基百科。
2015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表了他们对草甘膦的总结和分类，根据流行病学研究，动物研究和体外研究草甘膦“可能对人类致癌”（2A类）。“有限的证据”说明其可能引起非霍奇金淋巴瘤。
2016年专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小组的食品中农药残留的联席会议与环境和世界卫生组织核心评估小组农药残留（农药残留会议），得出的结论是根据现有证据“通过饮食摄入草甘膦不太可能构成人类致癌的风险”。
画面回到之前的大妈，大妈回忆道，她曾被确诊癌症晚期，而她拒绝了放射性治疗和化疗，转而选择连续吃一个月的有机食品，然后，“我体内的肿瘤消失了。”这位大妈的画面至此全部结束了。总结一下，她提出两个观点，转基因和核武器一样可怕；吃有机食品后肿瘤消失了。前者没有进行任何说明，后者也没有提出任何科学依据。
随后的一个片段，崔永元的画外音解释了在美国，有机（organic）的定义中，包含了不使用转基因等生物技术。也就是说，整个视频中提到的 ”有机“ 概念，等同于非转基因。
现在影片终于进入了核心问题的讨论：转基因食品，农作物到底是否安全？
为此，崔永元采访到了美国国家大豆实验研究实验室的助理总监 Bridget Owen。她给出的观点是，“在美国或者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研究都没有发现转基因产品会对人类，动物健康或者环境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她明确表明，结合多家机构的不同研究，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紧接着，崔永元采访了一个持反对意见的，来自洛杉矶的临床医生 Robin Bernhoft。他表示，有人做过对大鼠、小鼠等啮齿类动物的实验，这八九个实验中，每个结果都发现了异常，包括胰腺、肝脏出血，脑垂体问题。在世界各地做过的实验中，对所有动物品种的多次研究，都发现了 GMO 对动物肠道的损伤。 他表示，GMO 一直在破坏肠道的完整性，所有做过的实验都这样。这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巨大影响。身体机能衰弱引发了包括糖尿病的诸多问题。
随后的采访对象是索尔克生物研究院细胞神经生物学实验室教授 / 实验室主任 David Schubert。他最近的研究是关于 Bt 毒蛋白的。
我们常说的 Bt 毒蛋白一般指的是 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产生的杀虫活性成分，Bt 菌的杀虫活性成分主要有两类，分别为杀虫晶体蛋白（insecticidal crystal protein，ICP）和营养期杀虫蛋白（vegetative insecticidal protein，VIP）。其中，杀虫晶体蛋白，ICP，由于其对于靶标害虫特异性强，对人畜安全等优点，现已成为世界上研究最深入，应用最广泛的抗虫基因。ICP 本身并不具备毒性，生物实验也验证了其对哺乳动物无害。当 ICP 被目标昆虫取食后，在昆虫中肠的碱性环境中 ICP 会被降解为具毒性的活性肽，并与昆虫中肠道上皮纹缘膜细胞上的特异受体相结合，引起细胞膜穿孔，破坏细胞渗透平衡，最终导致昆虫停止取食而死亡。来源：Bravo A, Gill S S, Soberon M. Mode of action of Bacillus thuringiensis Cry and Cyt toxin and their potential for insect control. Toxincon, 2007, 49(4): 423-435
Schubert 称，使用含 Bt 蛋白饲料饲养的猪和啮齿类（兔和鼠）出现了肠道炎症。Bt 蛋白随进食抵达肠道并引发炎症，最终可能导致癌症。
随后，崔永元又拿出张辰宇教授课题组在 Cell Research 上发表的 Exogenous plant MIR168a specifically targets mammalian LDLRAP1: evidence of cross-kingdom regulation by microRNA 为例，试图说明 “摄入 GMO 食物的同时，也摄入了食物的遗传信息片段”。根据这篇论文，外源性植物 miRNA 可以在组织 / 血清中检测到。但是这篇论文并没有提到 GMO，也就是说，就算你吃的是有机食品，植物 miRNA 依然可以被摄入。如果它对人体有什么危害的话，有机食品也不能幸免。
接下来的采访对象是一位来自洛杉矶的高级手术医师 Hyla Cass。她的擅长方向是精神病学以及成瘾恢复，在营养学方面也有着一定造诣。她试图从个体基因敏感度不同的角度，说明 GMO 存在的问题。
而杀虫剂除草剂和转基因食物是不等价的。当你把这些东西混为一谈时，转基因食物和非转基因食物的差别就无法体现了。崔永元认为，当转基因产品对基因敏感的人群造成威胁时，我们就不能判定，它对人类是安全的。这样的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苯丙酮尿症的人不能摄入苯丙氨酸，我们显然不能以这样的人为标准，称这种必需氨基酸对人类是不安全的而将它拒之门外。
下一个受访对象是整体保健医师 Laurie Cohen Peters，NGO 组织 Farm Food Freedom Coalition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致力于推广非 GMO 食品。她的在采访中提到，“人们使用的 GMO 食物以及肠道健康是例如癌症、哮喘、自闭、过敏、糖尿病和肥胖症的很大的诱因”。在崔永元的视频中，肠道健康并没有被直接翻译出来。
崔永元反问，“但是很多支持转基因的人说，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事情和转基因食品有关系。”
医师的回答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找到了一些妈妈，她们停止给孩子吃转基因食物后，孩子的健康得到了好转。我们也在寻找更多持客观立场的科学家，他们带来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转基因食物是有危害的。”
顺着医师的回答，崔永元去采访了那些妈妈，GMO FREE MOM 组织的成员。在对三位妈妈的采访中，妈妈们主要表达的核心观点还是，“我们认识的很多朋友，包括我们自己，不给孩子们食用 GMO 食物之后，孩子们就更健康”，并且 “对我们来说这就证明了一切”。
这里给了一个妈妈们 Testimonials 的镜头。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的用词是 “GMOs and Glyphosate”，而这位妈妈的原话是 ”this kind of raising food with chemicals and pesticides“。出于某种原因，这里的 chemicals 被翻译成了转基因，而证词里的草甘膦又被直接忽略了。
在这里我要质疑的是，这些母亲所强调的究竟是转基因食品本身的影响还是与之相关的化学品的应用？翻译的 “疏忽” 是否有误导观众的嫌疑？
影片在这里进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
崔永元在这里提到，国内转基因的支持者们说 “美国人都放心地吃了转基因食品十几二十年了，那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吃。”于是为了驳倒这个说法，崔永元进行了直接求证。
首先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之前提到的 Swanson 教授，她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吃了二十多年的 GMO，并且从未听说过这个词，大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 GMO 是什么。之后的回答者是 Christopher Edwards，一位纪录片导演。他的观点和 Swanson 教授基本相同。这位导演最近的工作是拍摄转基因的纪录片，拍摄让他从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为了说明这一转变，他提供了一些自己拍摄的影片。
这段视频展示的是，当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玉米被同时放在地上时，鸟更偏向于吃非转基因玉米。
任何学习过基本的实验原理的观众都知道这种没有体现可重复性，也没有明确实验标准的实验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我们承认鸟在选择玉米上的确存在偏好，那么这种偏好的原因是这两种玉米的外形不同，还是颗粒大小导致的进食效率不同，抑或是水分的差异导致的口感不同呢？现在这个结果，不足以说明鸟类的进食偏好，更不能说明 GMO 是否对人体有害。
然后崔永元采访了伊利诺伊大豆协会推荐的三位农场主。Sharon Covert，伊利诺伊大豆协会理事，自家农场种转基因大豆者，回忆了儿时为豆田除草的辛苦，提出选择种植转基因作物是为了减少工作量。
崔永元同认同了他们关于减少劳动力需要的说法，并且将话题引到了 GMO 的安全性上。Covert 提出，他们判定安全性的标准就是科学论文。这段采访就结束了。
然后崔永元到达了洛杉矶的习耕园和种子库，这个地方大多数人都在后院种有机食物，不仅非转基因，也不用农药。崔永元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转基因种子是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农业越发展越会使用这样的种子“。这个观点得到了现场大多数人的反对，我也是反对这句话的。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是提高生产效率，而转基因只是新产生的一种方案而已。未来可能有新方案出现嘛？不能否定，所以转基因的发展能和现代农业发展挂钩吗？未来如果出现了更好的选择，对于特定技术的依赖就不会存在。
这里的人对转基因技术的思考显然没有这么深入。
那么他们选择了什么办法避免使用 GMO 呢？去农夫市场购买食品，吃有机食品，或者自己学习种植农作物。也就是说，学员们为了自己的健康，反对转基因食物的时候，是不惜经济成本的。这种反对对大局来说，没有意义。
进入下一个话题。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崔永元去旁听了普渡大学 Don M Huber 教授的讲座。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我们谈论转基因作物时，你也需要谈论它（配套使用）的化学品。因为其中 85% 的转基因作物被设计为耐受草甘膦。其中一些是被设计为可产生 Bt 毒素。因此对于转基因作物来说，我们真正谈论的，是含有除草剂的作物，或是含有杀虫剂或者霉菌的作物。因为它们的基因就是这么设计的。”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从一个方面解释了这个纪录片的逻辑，就是讨论转基因作物时，配套化学品的危害不可忽略。
为了深究这个问题，崔永元采访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Pamela Ronald 教授。她认为，在转基因作物问世之前，便已经有许多有关草甘膦的独立研究。”如果你看环境署的数据，科学界的共识是草甘膦的毒性比食盐还小。所以很清楚，草甘膦比世界上使用过的任何一种除草剂的毒性都要小。“根据我的资料收集，草甘膦的 LD50 （急性半致死剂量）是 5600 mg/kg。作为对比，氯化钠是 3000 mg/kg，的确是低了一些。
美国环保署前高级官员 Evaggelos Vallianatos 在采访中的观点和她截然不同。他强调，
草甘膦这种化学品会将一些微生物杀死。这些微生物能使生物健康营养。另一方面，草甘膦除草剂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它是一种化学除草剂。玉米通过基因植入，本身就已经对这种除草剂有抗性。农民使用这种除草剂去消灭一切杂草，不会对作物（玉米）产生任何影响。然而一旦下雨，雨水就会把作物表面的除草剂残留冲入河流，从而导致大量鱼类的死亡。而除草剂残留渗入土壤表层，会杀死一些微生物，这些微生物是负责把土壤养分输送给作物和杂草的。这样就会导致作物和杂草的营养缺失，这是很严重的影响。
这位前官员的讲话有几个问题。第一点，有机质含量高的土壤对草甘膦有着强大的吸附功能，草甘膦正是在土壤中被微生物降解的。即使草甘膦会杀死微生物（我暂时没找到相关论文），这和被降解的过程理应是相互作用的，需要定量分析；第二点，草甘膦的确会进入河流，但是草甘膦对鱼类几乎无毒，也几乎不会在水生脊椎动物体内积聚；第三点，他提出的导致大量鱼类死亡的不是草甘膦，而是草甘膦除草剂，也就是孟山都推广的 Roundup，并不适合在水环境中使用。
崔永元采访的爱荷华州的农场主 Robert A. Streit 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草甘膦残留的危害，期间插入了上面提过的纪录片导演的另一个片子。画面中，食用转基因饲料和不食用这种饲料的猪在宰杀以后，肉的气味不同，胆囊颜色不同，这样的实验不好多做评价，原因和之前那个吃玉米的类似。回到农场主这里，他说，
现在我们在猪身上看到，它们非常易怒，生殖繁育也有很大问题，更容易患病。宰杀以后发现，这些猪的肠子和胃上都有很多的洞。在德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慢性肉毒梭菌症。起因是粮食里面有农达（草甘膦）的残留。然后粮食作为饲料喂给了动物。农达（草甘膦）是一种专利杀菌剂，专利号是 7771736。农达（草甘膦）杀死了肠内的有益细菌，比如双歧杆菌和肠球菌。这些有益细菌被杀死以后，在土壤中松散分布的肉毒杆菌就开始产生神经毒素。这些毒素能够杀死动物，会引起人的慢性疲乏。德国的研究还表明，这些毒素是导致婴儿猝死综合症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会使婴儿呼吸肌肉停止运作。
农达就是之前我说的 Roundup。为了求证这位农场主的说法，我首先找到这篇论文 The Effect of Glyphosate on Potential Pathogens and Beneficial Members of Poultry Microbiota In Vitro，了解到了抑制不同细菌生长所需的草甘膦浓度。这里提供的浓度都不算很低，要进一步判定具体原因可能需要了解当时饲料不同成分的含量。
至于慢性肉毒梭菌症，我也找到了相关论文，Occurrence of Clostridium botulinum neurotoxin in chronic disease of dairy cows。摘引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Therefore, as a main outcome of this study we conclude that the hypothesis of “chronic” or “visceral” botulism could not be proven.
这里又插入了一个买菜大妈的采访，崔永元询问这里卖不卖 GMO，大妈表示这里不卖，自己不买。其实看超市内景，以及墙上的海报，我推测这里又是一家有机食品超市。在有机超市询问 GMO 相关的问题，崔永元的用意不言自明。
镜头切回来，崔永元提到草甘膦的危害不如盐水。农场主的回应如下：
有个哈佛的生化学家也说草甘膦比阿司匹林还安全。但我曾经挑战过很多人，说要给他们面前放一瓶农达，让他们喝下去证明给我看。但没有一个人接受过这个挑战。我跟他们说，你喝下去以后也许还不会死，但你下半辈子就是在透析仪上度过了。
这段话看似很有说服力，但是其中的漏洞也很大。农达是以草甘膦为主要成分的除草剂，其中还包含很多其他物质，草甘膦无害不能保证农达里的其他成分在口服时对人体无害。
Hyla Cass 女士对草甘膦也发表了见解。她说，
转基因会导致一种被称为漏肠综合征（leaky gut syndrome），这不是一种主流医学界关注的疾病。但当你吃转基因食物的时候，草甘膦会经由你的消化系统撕裂你的肠胃，因为转基因食物就是这么设计以抗虫害的。它这么杀虫，也就会这么伤害人。我们吃下转基因食物，含有草甘膦，会损害我们的肠胃，吸收系统就混乱了。它会干扰食物的吸收，让人们对一些以前并不过敏的食物产生过敏。它们改变消化系统的作用方式，更大块的食物进入血液，进入消化系统，进出所有细胞，这会导致很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因为化学品得精神疾病的原因。因为这些化学品也会进入人的大脑，大脑看到这些以前没见过的东西，不知如何处理，会发展出一系列炎症反应，大脑这么去应对，比如会有过敏现象，可能会患上注意力缺失症，阿尔茨海默症，抑郁。吃转基因这样有毒性的食物可能会导致各种神经问题。
首先，漏肠综合征（leaky gut syndrome）是什么？我去 Google 了一下这个词，以下是我在维基百科上找到的。
声称存在“漏肠综合征”作为一种独特的医学病症主要来自营养学家和替代医学从业者。
截至 2016 年，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漏肠综合症直接导致这一系列疾病的假设。
我们对她声称的这种疾病应当已经有了大致了解。
接下来我来讲一讲草甘膦的作用机理。
被植物吸收后，草甘膦与 EPSPS 酶结合，阻断后者所参与的莽草酸途径（shikimic acid pathway）。莽草酸途径是一个存在于细菌、真菌、藻类以及寄生生物和植物中的代谢途径，用于芳香族氨基酸（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所以草甘膦能够以相同的作用机理杀死大量植物，这也是它成为广谱除草剂的原因。这个代谢途径在动物中不存在，因此对于动物而言这些氨基酸是必需氨基酸，无法自己制造。
Glyphosate interferes with the shikimate pathway, which produces the aromatic amino acids phenylalanine, tyrosine and tryptophan in plants – but does not exist in the genome of mammals, including humans. It blocks this pathway by inhibiting the enzyme 5-enolpyruvylshikimate-3-phosphate synthase (EPSPS), which catalyzes the reaction of shikimate-3-phosphate (S3P) and phosphoenolpyruvate to form 5-enolpyruvyl-shikimate-3-phosphate (EPSP). Glyphosate is absorbed through foliage and minimally through roots, meaning that it is only effective on actively growing plants and cannot prevent seeds from germinating. After application, glyphosate is readily transported around the plant to growing roots and leaves and this systemic activity is important for its effectiveness. Inhibiting the enzyme causes shikimate to accumulate in plant tissues and diverts energy and resources away from other processes, eventually killing the plant. While growth stops within hours of application, it takes several days for the leaves to begin turning yellow.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EPSP is dephosphorylated to chorismate, an essential precursor for the amino acids mentioned above. These amino acids are used in protein synthesis and to produce secondary metabolites such as folates, ubiquinones, and naphthoquinone.
X-ray crystallographic studies of glyphosate and EPSPS show that glyphosate functions by occupying the binding site of the phosphoenolpyruvate, mimicking an intermediate state of the ternary enzyme–substrate complex. Glyphosate inhibits the EPSPS enzymes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plants and microbes at different rates.
Wikipedia 也提到，草甘膦也能抑制部分动物酶的活性。于是我去查询了相关论文，找到了 Effects of Phenoxyherbicides and Glyphosate on the Hepatic and Intestinal Biotransformation Activities in the Rat。这篇论文提到，草甘膦降低了大鼠肝脏中细胞色素 P-450 和单加氧酶的活性，和芳烃羟化酶的肠活性，并未带来明显生物毒性。
于是，我难以理解草甘膦 “抗虫害” 的机理，也无法认同 Cass 女士 “它这么杀虫，也就会这么伤害人” 的说法。
至于更大块食物进入血液引发过敏，稍有生物学常识的都不会认同这句话。如果草甘膦没有使得细胞产生新的受体，识别 “大块的食物” 而进行胞吞，这一过程难以实现。
化学品进入大脑则更加匪夷所思。众所周知，由于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arrier）的存在，各种物质经由血液进入大脑的过程相当受限。如果草甘膦能打破血脑屏障，它应该会成为神经病学研究的福音。
画面又来到 Huber。他说，
草甘膦这种化合物，也没有经过充分研究。人们之前告诉我们，它是一种安全的产品，但是如果你去看研究数据就会发现，长期来看它是一种剧毒化合物。它并不是氰化物或者水银之类的剧毒，但是麻省理工大学的 Samson 和 Seneff 在两篇论文中通过研究转基因作物导致的代谢途径改变和含有的化学物质证实了草甘膦的毒性。我同意他们论文中得出的结论，认为草甘膦的毒性过程可能是农业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慢性毒性过程。如果你的实验只持续 30 天或 90 天，它是不会显示出任何慢性毒性的。
在 这篇文章里，我们能轻易找到大量的，草甘膦饲养大鼠的长期研究，其中不乏一些持续时间长达 104 周的实验，并且未体现出明显慢性毒性。这点显然是被教授刻意忽略了。
接下来的采访在芝加哥展开，对象是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主席 Randy Man，询问大豆出口时，测试报告上关于草甘膦残留容忍度的问题。他的回答是，
就我所知他们做，又或者他们过去做，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做不做。因为就我所知没有证据显示有残留。（被询问问 “他们” 是谁）政府部门，农业部，环保署。
这段采访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数据。
画面又来到 GMO FREE MOM 组织。一位成员发言提到，
问题在于你在吃转基因食物的话，每一次都只摄入一点农药残留。长期吃这种食物的话，毒素会累积，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像吸烟那样，你吸一根烟，不会立刻死掉，年复一年地吸烟才会导致疾病。有人吸烟但仍然很长寿这是事实，但也有人会得癌症，转基因食物也是这个道理。
然而，草甘膦作为本段内容的讨论主题，很难被哺乳动物吸收，大部分会被直接排泄。至于其他农药，则与 GMO 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了。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 Huber 的讲座现场，他说道，
我们不应叫它们转基因作物，我们应该叫它们含化学品和含杀虫剂的作物。对我们来讲，早衰、不育问题越来越严重。看看现在，奶牛受孕的百分比就知道了。这些是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数据，取样了六个牛群。1998 年我们在一些牛身上发现明显的不孕不育和流产的增加。1998 年发现了可疑的有害物。2002 年基本确信它就是根源，因为它在流产死胎中总是出现。
我暂时理解不了 “含化学品和杀虫剂的作物” 与 “可疑有害物” 的逻辑联系。至于 “可疑有害物” 本身，我尚未找到关于它的进一步研究，仅仅找到了 2011 年的一次访谈中，Huber 先生关于它的说明，摘录如下，
“It’s not a fungus. It’s not bacteria. It’s not a mycoplasma or a virus – it’s about the same size of a small virus; you have to magnify it from 38 to 40,000 times. They have pictures of it… You can see the interactions with it. They can now culture it. It’s self-replicating and cultured. It doesn’t grow very well by itself.
Like most of our very fastidious organisms, it tends to die out after three or four sub-culturing, but grows very well with other organisms. If you have yeast, bacteria, or a fungus in the culture, this entity grows very well.
We’re waiting on getting enough material, pure material, for DNA analysis, but also looking at some other possibilities… Until you can put a name on it, all it does is create a great deal of speculations.”
根据 Huber 的说法，它是一种未知的生物，那么已经和草甘膦或者 GMO 没有已知的直接联系了。这一点似乎可以推断出，之前的讲座内容经过剪辑。导演有意让观众将草甘膦和 “可疑有害物” 产生对应关系，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现在进入下一个话题，
这部分的内容颇有阴谋论的味道，其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我都无法找到客观的事实与之对应，因为讲话中大部分未提及细节，没有可供考证的人名 / 地名。
采访从 Martina Newell McGloughlin 开始。她说到，
我们有超过 600 篇同行审阅的论文，我们也有几千名科学家签名支持的请愿，包括 30 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相信这项技术（原话为产品，products）是安全的，通过了充分的检测。
接下来 Robin Bernhoft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几年前有 13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表示他们认为转基因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有点取决于与转基因产业的关系。这是几年前的数据。科学的进展不能服从权威机构，权威机构在没有进行实验证明其安全的情况下，不能做任何断定。而要进行实验，就需要先对细菌或动物进行检测。然后对不同物种进行一段时间的转基因饲养，最后再看结果。重复验证此过程的安全性之后，才能进行人体测试，仔细研究后观察结果。
这两位的观点出现了一些事实上的矛盾，我们引用过的多篇实验论文被 Bernhoft 直接忽略了。人体测试目前仍受到道德伦理方面的质疑，不做评论。
Hyla Cass 的话语则更加阴谋论，
让我先和你说一件事，FDA 的科学家们刚听说孟山都的提议时，他们说这非常危险，我们不知道转基因食品会导致什么问题，对于人们来说这可能非常危险，这件事不应该进行下去，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但事实上，有人用了什么政治手段，情况就变了。FDA 的人态度也改变了，突然之间他们开始说转基因完全没问题，（这里翻译缺失，原话：it was passed by the FDA），绝对安全，绝对无害。现在这就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科学问题了。FDA 了解这里面的科学问题，他们清楚。但是政治绑架了科学和理性。
Evaggelos Vallianatos 的观点如下（翻译依然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环境署内部对于转基因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一些科学家持有和我一样的怀疑态度（原话：scientists like us，我们这些科学家），因为对于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太有限；第二，政府并没有做过任何自己的独立研究，他们做决定的依据主要是外部科学家们的报告以及化学制品产业本身，化学制品产业的企业会告诉政府他们生产的是什么产品。很明显如果你是一家化学制品公司，如果你是孟山都，你希望政府批准你的产品上市，你就不会把全部信息告诉政府（原话：you are not likely to give，你就不太会），这就是事实。历史表明，政府完全依赖私人公司提供的研究和实验结果。这些公司很多时候（原话：sometimes，有时）不会说出全部真相。
Laurie Cohen Peters 谈到，
许多科学家都通过发表某些特定结论而获利。转基因上市之初，很多科学家对食用转基因食品都有过担忧。他们向 FDA 以及美国农业部提出请求，结果不是被解雇或者噤声，就是受到威胁恐吓。所以可悲的是，尽管很多科学家努力说实话，但考虑到自身的福利，担心工作或安全，他们只能保持沉默，而其他的一些科学家则被一些企业轻易地收买了。
David R. Schubert 谈到，
一家非常好的期刊，《自然生物技术》杂志曾经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潜在问题的文章。我在早期接受免疫学教育时，当时对转基因食物的担心大家都一致认同。《自然生物技术》让我写的内容就是关于转基因。我写了一篇直截了当的文章，说存在某些潜在问题，我把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盘托出。但第二天，孟山都公司打来的电话说我根本不懂转基因是什么。随后孟山都转基因作物开发部丹福斯中心的负责人找了 17 个人联署，其中 5 个人竟是索尔克研究院的员工（原话：faculty，高级员工，助理教授级之上）。信中写道我对转基因完全不了解，很侮辱人。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么小的索尔克研究所我的同事竟然会在信上签名。《自然生物技术》是一份倾向于支持生物技术的期刊，他们只给我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回应（这封信，原话：this letter，翻译缺失），他们把信发给我，让我回应，但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他们发信给我是在星期六，原话：They sent it to me on a Saturday，翻译缺失），所以我不能很好地进行回复。这是我第一次卷入转基因话题中。那时我做科研已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能这样做。
这件事的发生非常合乎逻辑。我找到了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篇 关于 GMO 的文章 The Problem with Nutritionally Enhanced Plants。文章主要讨论的是于植物过度表达营养相关外源基因的担忧，因为他认为植物可能会在过表达这些基因的同时产生一些有害的小分子。他的观点主要是靠他的论证支撑，并没有相关实验数据。这篇文章主要提供的是一些检测思路，受到质疑不显得奇怪。
Howard Vlieger，爱荷华州农场主提到，
在一些情况下，当科学家们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从 FDA 或者其他监督机构的职位上退休之后，他们就不用再担心丢掉工作，不用再担心养家糊口，这时他们就可以说出真相了。我们知道过去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即将退休的科学家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说出真相了。
又是阴谋论，不予置评。
进入下一个话题。
先讲讲这个问题本身。在中国，由于 2002 年开始施行的《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在中国销售的，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需要在包装上标明 “转基因标识”； 2016年7月14日,美国众议院以 306 票对 117 票通过了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的法案，并且已经准备开始实施。这几年来的改变大家有目共睹，不得不说，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功劳就来自于下面采访中的这些人。
首先发表看法的是 Nancy Swanson，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们国家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转基因食品是什么。但是我认为两年前（2012 年）加州的转基因食品标识事件和今年（2013 年）华盛顿州的转基因标识事件提高了公众对转基因的意识，人们开始了解它。
接下来采访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园有机农场负责人。他表示，
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科学界，都已经决定了转基因作物的食用安全性。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标识。
另一位被采访的大豆营养专家也认为不需要标识，但是他认为企业可以自愿标识食物的类别。
接下来，崔永元去了 168 Market，一家华人超市，进行购物，目的是为了验证 “华人经常吃的东西有没有可能躲开转基因；还是说只要你到了美国，就遍地都是转基因。”最后发现，购买的 7 盒豆腐有 6 种都是有机大豆制造的，其中 5 种标明了 Non – GMO，只有剩下一盒没有标明。
之后，崔永元询问民众强制标识提案没有被通过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食品公司认为标识会影响食品价格，所以无法通过。于是崔永元寻求 CO – OP 超市的市场总监 Ricardo Chavira 验证这个说法，他表示，
他们找了一些很有名的科学家和医生在电视里说加标签没必要，会增加成本，会让食物涨价，说转基因是完全安全的。说在这个问题上，科学界已有定论。转基因产业花大钱宣传的结果就是大众逐渐接受了这种看法。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对标识法案投否决票的原因。
Huber 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了一些看法，
从经济角度看，转基因公司有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们会对所有这些专利产品收取专利使用费。其实他们不仅是收取专利使用费，而是通过专利权取得了农民所种植作物的所有权。我曾经多次提出一个担忧和问题，你为什么要让种植你声称绝对安全的种子的农民签署声明，农民要为作物被消费后可能会带来的任何损失付全责，公司自己不承担责任，却让种植转基因种子的农民负责。在农民收到转基因种子之前，他必须签署一项声明，如果有新发现表明这些产品并不安全，农民承诺排除孟山都或者先正达或者任何其他公司的责任，使这些公司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须承担任何责任。
这里提到的，对种子公司（比如孟山都）的监管是很有必要的。在大力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同时，商业公司必须为可能发生的不良事件承担后果，法律法规推进的进程理应跟进科学研究的步伐。
崔永元又去了农民市场询问蔬菜卖家。他们销售的作物都是自行种植的，没有转基因作物。当被崔永元询问为什么不种植转基因作物时，一位摊主声称转基因作物对人体有害，另一位表示，
它不是天然的，我们尊敬土豆和农场，因为它带给了我们生意，我们要关爱它。
崔永元之后的一段话也充满着这种对自然的情怀，
其实我们就是想告诉中国观众一件什么事儿，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这就是一个号称中国的小农贸市场。如果你要愿意买到有机食品，也就是说不含转基因的，没有问题，你看我都买到了——豆子，菜花，菜，西红柿，花生，水果。还可以买到有机的鸡肉和牛肉。很多科学家告诉你们说在美国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因为转基因不做标识。现在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有的选择，你们可以选择有机，可以选择这些小的农场，这个农场主的父亲或者爷爷，就是你的父亲或者爷爷的朋友。他们一家三代都在种这些东西，而你们一家三代也在吃他们的放心食品，所以是有的选择的。现在我吃给你们看。（啃西红柿，咂嘴）这就是我八岁时候吃的那个西红柿的味，粉碎四人帮之前西红柿的味儿。
配上若隐若现的 BGM，这段视频的确能触动很多观众的内心，将人们的记忆拉回 “good old days”。但是我依然要提醒大家，有机和非转基因不是等价的，选择有机意味着选择了非转基因和避开了所有农药，以及中产以上经济水平才能承受的价格。
画面又回到了习耕园。创始人 / 主席 David King 谈到，
让我来问一个问题：美国农业部通过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测试时，是谁和美国农业部一起做的研究？研究转基因种子的公司！美国农业部没有另外再做实验，没有吧？没有！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美国副总统 …… 他叫什么来着 …… 就是不会拼写土豆的人 …… 丹·奎尔！他去跟那些公司开了个会，他们弄出来个概念叫本质相同（substantial equivalent）,因为转基因玉米和一半的玉米本质上相同，那些公司这么说的，所以不用再做什么实验了。但是他们又去了专利局说，这玩意儿太不同了，得申请专利。
根据 美国农业部官网 的说法，
Breeders have been evaluating new products developed through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for centuries. In addition to these efforts,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an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work to ensure that crops produced through genetic engineering for commercial use are properly tested and studied to make sure they pose no significant risk to consumers or the environment.
Crops produced through genetic engineering are the only ones formally reviewed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for transfer of novel traits to wild relatives. When new traits ar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into a crop, the new plants are evaluated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weeds. Where biotech crops are grown in proximity to related plants, the potential for the two plants to exchange traits via pollen must be evaluated before release. Crop plants of all kinds can exchange traits with their close wild relatives (which may be weeds or wildflowers) when they are in proximity. In the case of biotech-derived crops, the EPA and USDA perform risk assessments to evaluate this possibility and minimize potential harmful consequences, if any.
Other potential risks considered in the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organisms include any environmental effects on birds, mammals, insects, worms, and other organism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insect or disease resistance traits. This is why the USDA’s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 (APHIS) and the EPA review any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such pest-resistant biotechnology derived crops prior to approval of field-testing and commercial release. Testing on many types of organisms such as honeybees, other beneficial insects, earthworms, and fish is performed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these crops.
With respect to food safety, when new traits introduced to biotech-derived plants are examined by the EPA and the FDA, the proteins produced by these traits are studied for their potential toxicity and potential to cause an allergic response. Tests designed to examine the heat and digestive stability of these proteins, as well as their similarity to known allergenic proteins, are completed prior to entry into the food or feed supply. To put these considerations in perspective, it is useful to note that while the particular biotech traits being used are often new to crops in that they often do not come from plants (many are from bacteria and viruses), the same basic types of traits often can be found naturally in most plants. These basic traits, like insect and disease resistance, have allowed plants to survive and evolve over time.
GMO 上市前要经过包括 USDA 的 APHIS，FDA，EPA 等三方机构的测试。所以仅仅说 “研究转基因的公司” 和 USDA 一次做测试是不负责任的说法。至于 “本质相同”，也就是 substantial equivalent，是一个受到公认的食品安全测试过程的一部分。
In food safety, the concept of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holds that the safety of a new food, particularly one that has been genetically modified (GM), may be assessed by comparing it with a similar traditional food that has proven safe in normal use over time. It was first formulated as a food safety policy in 1993,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s part of a food safety testing process,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is the initial step, establishing toxicological and nutri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new food compared to a conventional counterpart—differences a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and further testing may be conducted, leading to a final safety assessment.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is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 in GM food safety assessment for a number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gencies, including the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CFIA), Japan’s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MHLW),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也就是说，“本质相同” 是一个安全标准方面的概念，而主席在讲话中将其偷换为完全相同，并且针对申请专利嘲讽了种子公司，本就是带着私人情感曲解了 “本质相同” 的概念。
接下来的受访对象是生态农业学家 C.Dean Freudenberger。在采访前，特意将老先生和崔永元握手的场景剪入，翻译也称老先生的手为真正的 “农民的手”。老先生说，
我们没有转基因的退出策略，如果你去电影院，你会看到安全出口，但我们没有针对转基因的安全出口。转基因可以自我繁殖，所以如果这些转基因成了大问题，那我们怎么办。这是一个长期的威胁，是我们要非常小心采用联合国风险预防原则的原因。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前进。
这段话才是真正较为客观的理解。针对转基因作物本身，这种理性的态度才是最值得采取的。
下一个镜头又给了农场主 Robert A. Streit。这次他拿出了两本小册子，Iowa State University 在 1993 年出版的 Corn Growth and Development，以及这本小册子的 2011 年新版。他指着 2011 版小册子中一张照片上，玉米根部的棕色区域说，“这就是作物疾病的表现，就像是人脚上的坏疽”。他又指着一张玉米的照片说，“1993 年的时候，玉米皮是绿色的，没有斑点。而现在我们来看新的常态，疾病状态被称为常态。”
实际上，玉米根部的棕色区域是幼苗生长早期的不定根形成的维管组织致密区，并不是某些疾病的表现。至于玉米皮上的斑点，单看一张图似乎不能证明玉米是否发生了病变，更不能由此说明转基因导致了一些病态。
接下来 Huber 给出了一个 “本质相同” 的运转模式，
在我们的普通育种项目中，我们都会评估有毒成分。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评估过转基因作物中的有毒成分。尽管我们知道在转基因作物中一个蛋白质得到表达时有成千上万的其他变化会同时发生，比如独立的加尔格尔实验室，研究了相关实验室申请对 Bt 茄子撤销管制规定时递交的数据。其中一项很有意思，因为（该）公司声称自己的产品没有安全性问题，因为他们评估了由转基因作物饲养和由非转基因作物饲养的雄性动物的子宫，发现两者并没有区别。评估整份申请的环保局（EPA）科学家说这两者之间本身就不应该存在任何差别，因为雄性动物没有子宫。在其中一份申请撤销管制规定的文件中这种伪造安全评估的状况十分严重，以至于环境保护局把为那家基因工程公司做研究的各实验室告上了法庭。最终由于他们在为产品寻求管制撤销的过程中做出的伪证和伪造数据，法院判定他们犯下了 20 项刑事重罪。涉案公司被罚款 1920 万美元，14 名研究人员包括实验室主管在内由于伪造证据锒铛入狱。
这件事就是反驳 David King 所说的，“政商勾结” 的最好的案例。它体现了 “本质相同” 模式运转的合理，公司上交数据给政府机构审查，发现问题后进行问责。
看完这两个事例，崔永元在这时说出了部分观众的心声，“支持转基因的人所提出的证据，究竟是不是真实的”。至少 Huber 提出的事例能反映监管体制运作的合理性，而农场主 Robert 似乎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崔永元又问美国大豆出国协会主席 Randy Man，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方向是什么。主席答复，“出口更多大豆，为他们所代表的农民，争取更多利益。”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每年出口 60% 的大豆，其中约一半卖给中国。于是话题就来到了中国民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恐慌，而农业部 “很少提”，但是 “他们没说过这是一个大问题，需要去关注，需要停止进口我们的转基因大豆”。
崔永元又提到中国网站上有很多关于转基因的投票，而几乎每一个都会有超过 80% 的票数反对 GMO。对于这个数据我持怀疑或者是反对的态度，因为微博 / 微信上的转基因相关投票数量极多，其中超过 80% 以上反对的我并没有见过。读者可以自行查看最新的投票数据。
随后的画面又给了 Martina Newell-McGloughlin，谈话的重点是转基因作物的非法种植，并且崔永元举了 2012 年湖南的黄金大米儿童营养实验的，“违背科学伦理的” 例子，并且表示，“当程序出现问题时，我们不想讨论黄金大米本身的价值”。
教授的答复也倾向于支持崔永元的看法。她表示，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从试验田里带走了种子，我不明白种子是怎么流出去的。即使我认为从科学角度看产品没问题，是安全的，对健康没有伤害，如果法律说不批准，那你就不应该这样做。
Pamela Ronald 也认为，
在美国，科学家在确保符合国家健康机构的安全规定之前是不能做任何人体实验的，更不能用孩子做实验。关于试吃，很遗憾你不能这么做。这些大米，我们把大米的基因引入大米里，我们没有引入动物基因或者细菌基因。但即使是大米基因引入大米作物中，我们也不允许我们自己吃这些大米或者分发给我们的访客吃。
习耕园的主席 David King 提出，
我提出，现在我们没有一份为期二十年的对人类的研究，吃转基因作物会对人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开始吃之前就进行这样的研究，而不是先吃了之后再去研究。
环保署前高级官员 Evaggelos Vallianatos 的建议则是，
先认真研究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和野生生物的影响，然后再做出判断，这将造福全人类。因为在西方世界，在欧洲但不包括美国，这是值得信赖的公司对人类该有的承诺。
GMO FREE MOM 建议中国的妈妈们，
试着吃两周到一个月的有机食品，看看它给你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提昆》杂志主编 Michael Lerner 的看法就比较阴谋论，他认为，
那些公司对中国市场有兴趣，因为他们能在中国挣到比在任何国家都多的钱，中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没有美国严格，所以剥削中国人可能比剥削美国人更容易。
经济学家 John B. Cobb, Jr. 建议，
中国可以找到更好的农业政策，真正帮助农民的政策，学会如何用本地作物发展有机农业而不是依赖于转基因。转基因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我希望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下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对于这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没法用本地作物发展有机农业，因为我们的耕地面积无法支撑这样的做法。现阶段依赖进口大豆的现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Huber 认为，
如果要我总结，我会对未来的历史学家说，他们在回望我们这个时代时，不会记录我们用或没用多少磅重的农药，但会记录我们有多愿意去牺牲我们的孩子，为了转基因的研究，这项基于漏洞的科学和失败诺言的大规模实验去危及人类后代，仅仅是为了造福商业公司的财务收益。
这点还是有一点屁股决定脑袋的感觉。转基因作为新技术的一部分，其创始之初的目的本就是效率最大化，尽可能养活更多的人类。拿情怀来否定科学，可以说是因噎废食了。
之前出现过的纪录片导演 Christopher Edwards 表示，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技术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因为就算你不吃转基因食品，或是含有转基因原料的食品，这项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也会影响你的生活，它影响你家人的生活，你孩子的生活，甚至是后代的生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科学领域的分歧非常之大。任何有责任心的人都至少会说，我们应当再独立地看一下这个问题。
纪录片到此结束。崔永元的结语，
“这就是我们的调查。你们要不信，可以自己来看看。”
以下是我的一点总结。
和崔永元的结语一样，我要强调，这只是一部调查纪实。这次调查从一个反对转基因者的角度出发，未免有一些不够公正，或者完全客观的地方。总是发生在有机超市的采访，疑似被剪辑的讲座，以及有时出错的翻译都不够公正客观。
所以，它不是一部科普宣传片。它反映的是美国不同身份、不同级别、不同知识水平的人对转基因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众和中国民众一样，对 GMO 不甚了解，或者保持二元论的观点；美国农民对转基因的理解也停留在表面，仍有相当多的人不顾成本地坚守自己有机种植的情怀；政府官员以及科学工作者，在一些基本事实上仍存在分歧，但是在访谈的最后，他们依旧对转基因的未来提出了相对积极和正面的期许。
这个视频中大部分的，可能的事实错误，我都拿出了相对权威的资料进行了一些并非完美的纠正；大部分的翻译问题也提出了修正建议。希望读者以及这部纪录片的观众在阅读 / 观看的时候都保持相对客观和清醒的头脑，合理地审视其中列举的事实和每一个人的观点。
崔永元在 GMO 之争中，并非完全的 “客观”，或者说 “第三方”。他本人运营曾经运营过一个有机食品销售网站，或许这与他反转基因的坚定态度有关。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第一次写这么长的文章。其中可能出现的纰漏请读者指正。
感谢阅读。